本文来源：银监会网站

作者 | 肖远企  研究员，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慎规制局。本文为个人研究思考，不代表所在单位观点， 文责自负。

二、金融中介产生的理论基础

信息不对称的立体视角要认清金融的中介本质，除了总结金融业在现实中的中介作用外，还有一个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金融中介？为什么社会越发展，经济越发达，金融中介越重要？在对金融本质的解释中，如果说金融中介的作用和类型是“表”和“标”的关系，那么金融中介产生的基础则是“里”和“本”，或者说，前者是回答“是什么”，而后者是要回答“为什么”。经典教科书中对此往往只是提出一个简单结论：金融中介的成因归于信息不对称。这样简单的回答，难以解析为什么当代社会信息交换愈加发达，金融业却愈加欣欣向荣？另外，发达经济体的信息透明度和充分性更高，但是其金融业的体量和比重为什么更高？因此，对金融中介本质的解释不能局限在“点”和“线”的静态层面，而是要从动态和立体的视角来把握。

（一）传统金融理论的发展脉络：信息不对称、交易价值与功能观

对金融中介产生原因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才基本步入正轨，先后有三种理论最值得关注：一是早期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其奠基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Akerlof，1970；Leland和Pyle，1977；Stiglitz，2000)。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正是由于投资者和被投资者之间对投资标的掌握的信息不一致，因此金融中介才有了存在的基础。此后，按照信息不对称的“事前”和“事后”分类，分别出现了从“逆向选择”和“道

德风险”两个角度对金融中介作用的阐释。信息不对称作为基础理论，至少在当时很好地解释了金融中介推动“买”“卖”双方对接的基本作用。二是交易成本理论 。到20世纪下半叶，金融业的发展使得金融中介的作用从“量变”到了“质变”，金融中介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在传

统信息不对称理论中判断“哪个是坏柠檬”的角色。事实上，金融中介除了解决信息不对称以

外，还可以改变金融产品及背后资产的属性。例如，金融中介的规模效应大幅削减了双边交易的成本，并且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能够显著分散单笔资产或交易的风险；而交易所等金融市场的出现，还能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因此，当金融业达到一定规模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成为了其存在另一个重要基础。三是金融中介的功能观。20世纪90年代，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对金融中介的产生原因提出了一种新的阐释。默顿认为，社会之所以需要金融中介，不是因为某类具体的金融机构或产品的作用，而是社会发展自身就会产生对各类金融中介“功能”的依赖(Merton，1995)。这种观点被称为金融中介的功能观，体现了对金融中介职能演变的动态视角，其背景与金融创新和金融技术发展密切相关。作为资产定价和金融工程专家，默顿敏锐地发现，计算机、网络和金融工程等技术发展，并没有改变社会对金融中介的需求，只是会不断重塑金融体系的布局以及金融机构的分工。

对金融中介产生的原因解释，同样呈现出了明显的动态发展趋势。在金融机构经营立足本地业务以传统信贷为主的模式下，解决信息不对称是其中介职能的主要作用。在交易所出现、金融产品创新不断推出后，金融中介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到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工程技术孕育了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原有关于金融中介的解析不再有效，金融功能观由此问世，这提醒我们，社会发展和金融业发展都是动态的，社会发展虽然会带来金融结构的变化，但是对金融中介的需求却始终存在，金融体系应当适应并服务于社会需求的变化。

（二）金融中介理论的立体视角

对于金融中介的理论基础，传统信息不对称理论虽然偏重单一业务、单一机构，但是却打开了一扇通往金融中介产生源头的窗户。而金融功能观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以往金融机构充其量只是被动地充当中介桥梁，而忽视金融机构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经营。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视角过分聚焦信用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但是从金融中介的功能来看，金融机构具有支付、撮合和信用等多种类型的职能。这提示我们应当从更广的视野来看待信息不对称的种类。因此，基于上述理论，我们不妨尝试构建一种立体和动态的框架来思考金融中介的源头，将产生金融中介的基础分为客观与主观两个维度：其中客观维度是指经济社会活动中存在的广义信息不对称；主观维度则是基于广义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金融机构通过风险管理的专业能力填补信息不对称并创造信用价值的过程。

1. 金融中介基础的客观维度：广义信息不对称

在传统理论中，金融中介的存在是由于“信用信息不对称”。在现实中，金融中介经营“钱”的业务，推动和优化资源配置。当社会经济活动需要“钱”的流转时，客观上就产生了金融中介的需求。因此，金融中介的客观基础不局限于信用信息的不对称，还包括对资源配置不平衡、供需缺口和资产价格差异等各种信息的不对称。中世纪，地中海贸易推动了威尼斯、热那亚等海上巨头的崛起，但是由于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贸易供需信息传递不畅，交易款项支付也障碍重重，因此出现了专门从事支付、汇款和结算业务的中介商以及从事金钱借贷生意的商人。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塑造的夏洛克就是当时犹太商人的代表，他们充分利用庞大和广泛的关系网，开展信贷中介生意。美国学者Kohn（1999）梳理的欧洲早期的商人银行史也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此后，以佛罗伦萨为代表的意大利手工业品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外部需求陡增，除了继续受到供需信息不畅的制约外，生产周期与支付期限不匹配以及各国货币无法兑换等因素，阻碍了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商人银行。这些商人银行大都从支持实体企业融资起步，发展成行业性的金融机构1。商人银行被认为是当代商业银行的雏形，其业务模式已经体现出了金融机构对供需配置、价格发现、支付服务和信用支持的综合信用中介作用。

从中国金融发展史来看，我国古代的金融活动以民间借贷为主，专营中介不发达。但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商品生产、周转和贸易都对资金配置产生强烈的需求，于是开始出现了以“票号”为代表的专业金融中介机构。以票号为例，其经营基础与西方早期银行多有相似之处。早期的山西票号凭借其遍布全国主要商业中心的分支机构，组建强大的信息网络，弥补交易需求、供需平衡和资金配置等多方面的不对称。其中较为著名的“日昇昌”先后设立过40余家分支机构，至1879年，拥有遍布全国的23家分支机构，几乎覆盖了国内主要商埠和通商口岸（张国辉，1989）。到20世纪后，现代工业发轫，工业企业扩大生产的需求旺盛，但是生产、交易和资金需求等信息无法得到及时匹配，传统以乡土或熟人社会为基础的旧式钱庄，由于联络网覆盖范围有限，无法适应新型融资需求。于是在上海等地出现了与西欧类似的金融中介组织：一方面有一定规模的工商企业通过自身或以行会形式开办银行等金融中介，加快资金周转效率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各类交易所等撮合中介也应运而生。茅盾在《子夜》中就生动描绘了当时的产业促生金融的场景，作为企业家的吴荪甫不仅活跃于债券市场，也努力尝试与其他行业的企业家合作设立银行。当然，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形态较为复杂，金融中介机构的布局和形态比较落后，如吴荪甫的民营银行无法匹敌官办机构与外商联合的打压，最终破产。但是上述发展脉络显示，中国的金融中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也能清晰地看出商品

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信息不对称是金融中介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2. 金融中介基础的主观维度：信用与风险管理

面对广义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中介需求，为什么是金融中介来承担这些职能，而不是任何一个其他实体或行业？这需要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待金融中介的基础，即信息中介的主观维度：简单的信息收集不足以填补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沟壑，对信息的加工处理需要专业的管理能力和投资决策。金融中介在信用加工方面具有以下共性：一是信用创造。在各类信息不对称场景下，信用缺失是造成交易障碍的集中表现，而金融机构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对交易提供信用支持，好比是给原先互相猜忌的各方吃上一颗“定心丸”。因此，金融机构正是在长期填补信息不对称缺陷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信用创造功能，将互不了解和缺乏信任的交易对手拉到了一起，从而实现从信息收集向价值创造的转变。二是自身信用水平。金融机构在中介服务中，需要将他人的信用转化为自身的信用。这意味着金融中介在创造信用的同时，也将自身的信用替换为交易者信用。普通企业如果遭遇短时信用危机，一般不会立即引发灾难性后果，而反观金融机构，一旦其自身信用出现问题，会迅速蔓延并导致其崩溃。上文提及的早期意大利商人银行都没有逃脱这一命运。以最著名的美地奇家族银行为例，由于其在比利时和伦敦分行的兑付危机处理不当，立刻演变为银行危机，最终导致其所有分号破产，这个一度横跨欧洲大陆、富可敌国的金融帝国在存续了一百年后“寿终正寝”。三是对风险的专业管理能力。既然金融中介的出现是为了填补以信用信息为代表的信息不对称，那么要实现信用创造的关键就在于金融机构对信用状况和风险的专业管理能力。应该说，风险管理是金融中介的生存命脉。在早期欧洲商人银行中，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管理已成为其经营管理的核心。但是限于当时的管理技术，银行只能采取非常简单的方法进行决策，例如在流动性风险方面尽量减少期限错配，尽可能匹配资产负债期限，而在信用风险方面采取了大量向主权债务人授信的方式。事实上，这也为后来西班牙主权危机导致的银行破产潮埋下了伏笔。时至今日，金融机构的真正经营对象是“风险”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风险计量和管理手段不断发展，金融中介发展的竞争力已经越来越依赖风险管理能力。